（一）關于作者

《（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下稱“手稿”），是1956年中央辦公廳從莫斯科接收回來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文件中的一件。手稿是一件不完整的文件的后半部分，沒有標明作者和成文時間。我們考證認為，

這是陳云同志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報告提綱。因為，第一，字跡相象；第二，陳云同志是當時遵義會議情況的主要傳達人之一；第三，手稿夾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文件中，而陳云同志1935年5月奉命離開部隊，轉道去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這份手稿也帶到莫斯科并作為代表團文件保存起來的可能性比較大。為了慎重起見，我們于1982年4月23日將手稿的復制件分送給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陳云、聶榮臻、楊尚昆和鄧小平等同志，請他們辨別鑒定。1982年5月18日，陳云同志委托秘書轉告我們：“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跡，是我在遵義會后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從而確定了手稿的作者是陳云同志。

（二）關于年代

有些同志根據手稿中使用了不少簡化字懷疑手稿是否為陳云同志當年所寫。他們認為，那些簡化字是五十年代才有的，三十年代不會有這些簡化字。

據了解，手書簡化字在我國很早就有了，從中央現存的檔案中可以發現，自1923年起，黨中央、團中央及各地方組織的文件中都使用了一些簡化字，如“我們”、“主義”“開會”、“討論”、“團體”、“會議”、“擴大”、“錯誤”、“參加”等等。在這個時期，中央一些負責同志也常用簡化字，如周恩來、劉伯承等人的手稿中就有“擴大會議”、“討論”、“認為”，“經過”、“結論”、“組織”等簡化字。以后中央蘇區及各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中華蘇維埃政府等組織，也都使用簡化字。手稿中的簡化字與這一時期出現的簡化字基本一樣。所以，手稿產生于三十年代中期是可信的。另一個佐證是手稿使用的紙張與同期中央形成的其他文件的紙張是相同的。

（三）關于具體成文時間

首先，1982年陳云同志看了手稿的原件之后說：“這個傳達稿不是在莫斯科寫的，而是在遵義出發后的長征路上寫的?！弊窳x會議后紅軍從遵義出發的時間是1935年1月19日，因此，手稿的成文時間當在1月19日之后。

其次，遵義會議的主要傳達人是毛澤東、洛甫（張聞天）和陳云，毛澤東、陳云的傳達時間未見明確記載。1935年2月19日《紅星》報《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決議案》已提到洛甫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的事。洛甫的傳達時間當在2月19日之前。張聞天傳達的確切時間由伍云甫長征日記證明是2月10日，日記記載：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陰。駐扎西（即威信縣）。上午九時開營、科長以上干部會議，洛甫報告五次‘圍剿’的總結和目前任務（即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決議）”。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決議（這是涉及紅軍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中央在步驟上應當是統一的，而且在戰事頻繁的長征途中，部隊的戰斗與休整也不是任意選擇的。所以，陳云同志傳達遵義會議情況當在2月10日左右。那么，手稿的成文時間也就大約在1月19日至2月10日之間。

再次，手稿中提到：“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倍甯Υ娌┕诺臅r間是2月5日在雞鳴三省這個地方中央常委分工時確定的。手稿中提到這件事，說明手稿成文在此之后，因此手稿成文的具體時間當在2月5日至2月10日左右。

（作者單位：中央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