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紅軍長征史研究的不斷深入，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所召開的扎西會議，由過去幾十年中因缺乏史料而被忽視，現被提到了應有的重要歷史地位。近來有些辭書已準備收錄關于扎西會議的條目。1996年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的活動中，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聯和中共昭通地委曾于10月9日至12日聯合舉辦“紅軍長征過扎西學術討論會”，對扎西會議的內容和歷史地位進行了學術交流和研討。本文僅就如何評價扎西會議談幾點粗淺看法。

一、扎西會議是長征中一次重要會議

1935年1月下旬，遵義會議決定的北渡長江的計劃受阻，土城戰斗失利，紅軍一渡赤水后，于2月4日進入云南威信。當時由于敵軍四面進逼，戰斗頻繁，軍情緊迫，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進入云南威信在向扎西集結途中，于2月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6日至8日在大河灘、9日在扎西鎮，連續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等。因為扎西是會議結束的地點，又是威信縣城，所以史稱這次會議為“扎西會議”。

扎西會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決議和指示。保存至今的有《遵義會議決議》、《決議大綱》、《中央書記處致項英轉中央分局電》、《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的指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軍委關于我軍向川滇黔邊發展的指示》、《關于各軍團縮編的命令》、《為創造云貴川邊新蘇區而斗爭》等文件，以及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給中央蘇區分局和紅二軍團、紅六軍團、紅四方面軍的指示電等，這些都是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近年正是因為對這些文獻形成時間的研究，才使目前對扎西會議的認識有了很大的進展，對框定“扎西會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根據這些文獻和史料以及近年的研究成果，史學界對扎西會議的主要內容和重要地位等問題基本達成了共識――扎西會議是紅軍長征途中的一次重要會議。

二、扎西會議的主要內容及其重要意義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地區連續召開的這次會議，討論的內容較多，意義重大。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概括地講，有以下幾點：

（一）扎西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后的“常委分工”。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雞鳴三省”的水田寨花房子由洛甫（張聞天）接替博古（秦邦憲）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張聞天的任職，保證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進一步加強了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的領導。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召開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因此，會議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在紅軍長征史乃至中國革命史上都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二）新的黨中央重新開始實施對中央蘇區和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的領導，并對全國革命有關問題作了部署。遵義會議前，由于當時中央負責人的錯誤領導，加之軍情緊迫，長征近4個月來中央對全國各蘇區和紅軍部隊失去領導，如項英等中區負責人來電指出的“中央與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部署總方針”。2月5日，中央政治局、中革軍委在扎西地區討論了中央蘇區有關問題，并給項英和中央分局發出“萬萬火急”電，相繼又給紅二、紅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發出電示。后在給“中央分局各同志”的電報中又對全國的白區工作作了部署。由于這一系列的電示和部署，改變了“無指示”的被動局面，恢復了對全國革命斗爭的領導。

（三）討論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即《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擬制了《決議大綱》（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并在中央紅軍中傳達貫徹。2月8日，在扎西通過的《遵義會議決議》，系統地總結和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批判了博古、李德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開營、科以上干部會議，張聞天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隨后，毛澤東、張聞天、陳云等又分別到中央紅軍各部隊傳達貫徹，并將《決議大綱》電告中央蘇區分局和紅二、紅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認真傳達貫徹。遵義會議決議的傳達貫徹，對于總結和吸取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明辨大是大非，統一全黨思想，鞏固紅軍，振奮精神，戰勝敵人，起了重大作用。

（四）確定了中央紅軍新的戰略行動方針，作出回師黔北，重占遵義的重大決策。根據敵情變化，中革軍委下令暫時放棄遵義會議上決定的北渡長江的計劃，指出：“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毙碌膽鹇孕袆臃结樀拇_定，對扭轉紅軍的被動局面，并對后來建立川滇黔游擊根據地，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此后，中革軍委又相繼果斷決定乘黔北敵軍兵力空虛之機，立即回兵黔北，再占遵義。紅軍在毛澤東的率領下，采取高度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揮師東進，在敵軍合圍之際的空隙間穿插而出，再渡赤水，取得遵義大捷。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指戰員的士氣，威懾了敵軍。爾后，紅軍三渡、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擺脫了被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的困境。

（五）研究部署了中央紅軍的精簡縮編。為適應連續作戰的需要，充實戰斗連隊，中革軍委在扎西發出《關于各軍團縮編的命令》。通過整編，將原有建制的30個團縮編為16個團，各機關也進行大精簡，有效地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同時，還實行徹底輕裝，扔掉了許多笨重的輜重器材，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搬家式的行動”。

（六）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的決定。中革軍委從主力紅軍中抽出一批骨干力量，留在這一地區，組建游擊武裝。這支游擊縱隊后與其他游擊隊合編擴大為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從最初的400多人發展到3000多人，堅持斗爭長達12年。他們在當地堅持武裝斗爭，艱苦奮戰，建立游擊根據地，有力地打擊了敵軍，策應了紅軍主力的北上，極大地鼓舞了當地人民的革命斗志。

三、扎西會議的歷史地位

扎西會議完成了以遵義會議為標志的中國革命偉大歷史轉折的一系列決策和部署，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遵義會議批判和揭露了博古等人錯誤的軍事路線及其危害，但尚未形成一個正式的決議；常委重新分工的工作也還未進行，錯誤路線的代表博古仍在中央有負總責的名義。遵義會議來不及完成的這兩件大事，都是在扎西會議期間圓滿完成的。扎西會議后，中央紅軍作戰由被動變為主動，按照新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終于打破了敵軍的圍追堵截。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和游擊隊根據中央指示改變組織形式和斗爭方式，迅速突圍，分散上山，開展游擊戰爭，進入了堅持南方革命戰略支點的斗爭時期。紅二、紅六軍團在反“圍剿”斗爭中加強了領導，調整戰略方針，很快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紅四方面軍配合中央紅軍新的戰略方針，取得嘉陵江戰役的勝利，打亂了川陜敵軍的“會剿”計劃。因此說，扎西會議不僅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的光輝篇章，而且是中國共產黨在以遵義會議為標志的歷史轉折過程中的一次很重要的會議。因此，筆者認為對扎西會議的概貌做如下表述：

扎西會議是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紅軍長征途中于云南扎西地區連續召開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等。會議由張聞天主持，主要解決繼遵義會議后紅軍的戰略方針等重大問題。會議討論通過了以下重要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為中共中央總的負責人；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即《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確定了中央紅軍新的戰略行動方針，先是暫緩渡江，在川、滇、黔邊境地區機動作戰，創造新的根據地，后又作出回師黔北，重占遵義的決策；中革軍委根據會議的決定下發《關于各軍團縮編的命令》，中央紅軍共縮編為16個團；對中區、湘鄂川黔、紅二、紅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戰略和組織領導問題，重新進行了研究和部署，恢復自長征后一度失去的對全國其他蘇區和紅軍的領導，并重新確定新的黨中央領導下的組織形式和斗爭方針；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的決定，留在當地堅持斗爭的游擊縱隊策應了紅軍主力的北上。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它對于貫徹遵義會議精神，轉變黨和紅軍的軍事戰略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北京100091）

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