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會議”是在遵義會議后，紅軍被迫轉戰滇黔結集扎西的過程中召開的幾次會議的統稱，它使遵義會議的《決議》得到了具體落實，紅軍實現新的戰略轉移，為長征勝利奠定了基礎?！霸鲿h”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六十周年之際，筆者對其歷史意義進行淺論，愿與同仁共切磋。

紅軍長征途中，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鎮遵義。由于紅軍突然改變了行動方向，甩開了尾追和堵截的敵軍，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全力糾正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會上，博古（秦邦憲）作了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歸之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白區和蘇區的斗爭配合不夠，而不承認主要是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尖銳地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實行單純防御，在長征中實行退卻逃跑主義的錯誤。經過三天的激烈爭論，多數同志認為，博古同志所作的報告是不正確的，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意見是正確的。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斗爭形勢所迫，會議沒有來得及作出決議，決定由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等人的發言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1935年1月19日，紅軍離開遵義，分左、中、右三路北上，向赤水挺進，準備在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敵人為阻止紅軍北渡長江，集中了36個團的兵力沿江布防，又以12個旅以上的兵力繼續追擊，其他各路敵軍蜂涌而至，再次形成大包圍的態勢。面對不利渡江的危險形勢，中央軍委當機立斷，放棄北渡長江的計劃，命令紅軍由川南敘永、古藺地區折向云南東北部的扎西集結，以求新的戰機。在集結扎西的過程中，2月5日在稱為“雞鳴三省”的威信縣水田寨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洛甫）接替了博古（秦邦憲）負中央總的責任（稱為博古交權）；2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大河灘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總結了土城戰役失利的情況，決定了今后新的行動方針，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2月9日，中央在扎西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回師東進，對部隊實行整編和建立川滇黔游擊隊。

扎西會議的歷史意義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扎西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遵義會議期間，只是解決了軍事和組織上的主要問題，搞清紅軍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批判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由于敵人的圍攻，會議沒有寫出決議正式通過。會后，張聞天按照中央的指示，根據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等人發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于1935年2月8日在大河灘會議上正式通過。

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取得多次反“圍剿”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稕Q議》還指出，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博古、李德“同樣犯了原則上的錯誤”。他們沒有及時轉變內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實行戰略上的退卻，以保持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從而貽誤了時機。在突圍中，“基本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

《決議》總結了與國民黨十九路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經驗教訓，指出黨中央同十九路軍訂立停戰協定、推動其反日反蔣是正確的，但博古、李德根本不了解在政治與軍事上同時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是粉碎第五次“圍剿”的主要關鍵之一，沒有在軍事上采取與之直接配合的方針，從而失去了寶貴的機會。

決議的通過使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路線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這也是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二，扎西會議完成了博古交權，徹底結束了“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

博古任中央總書記時，執行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這種“左”傾路線在軍事上表現為單純防御，在蘇區實行拼命主義，從各方面抵御敵人進攻，把敵人御于門外，怕敵人占領一城一地，結果不僅不能防御，反而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造成蘇區的大片丟失，使紅軍遭很大的損失，革命受到嚴重挫折。在決定撤離蘇區時，博古為首的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人仍沒有適時作出轉變戰略方針的決斷，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只在極少數中央領導人中秘密的進行。博古為首的“左”傾領導者，在指揮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和突圍的時候，又變得驚慌失措，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在實行戰略轉移時，帶上許多笨重的印刷機、軍工機器等器材物資，形成一個很龐大、累贅的隊伍，使部隊行動遲緩，對于行軍打仗極為不利。按照當時領導人的計劃，準備轉移到湖南西部同二、六軍團會合。在紅軍突破三道封鎖線，挺進湘江地域時，蔣介石已調集十多萬大軍，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圖消滅紅軍于湘江之側。面對敵人重兵逼近，博古等領導人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到一個星期，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紅軍由出發時的8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在這革命的緊急關頭，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態勢，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同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立即轉向到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辟新的根據地，得到多數同志的贊同，但博古、李德等人仍沒有完全接受。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紅軍占領的貴州黎平舉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這一建議得到會上多數同志的贊同，會議通過了《關于在川黔邊區建立根據地的決議》。會后，紅軍北渡烏江，把追剿的敵軍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地區，于1935年1月7日占領黔北重鎮遵義城。

還在中央根據地時，許多紅軍指戰員和黨政干部，就對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逐漸產生懷疑和不滿。隨著長征中紅軍的不斷失利，這種不滿情緒日益顯著，到湘江戰役之后達到頂點。在干部中，特別是高級干部中，也醞釀著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在這種形勢下，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博古、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決定撤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但博仍在把持著黨中央的大權。

紅軍在聚集扎西的過程中，于2月5日在稱為“雞鳴三省”的威信縣水田寨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改組了黨中央的領導，決定博古將中央的領導權交給張聞天同志，由張聞天擔任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這樣就解決了黨內所有面臨的最迫切的，也是廣大紅軍干部戰士所焦慮的重大問題，徹底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和軍事上的錯誤指揮，把紅軍從瀕于絕境中拯救出來，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改組中央領導，博古交權，為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第三，紅軍在扎西實行大整編，輕裝前進，為后來三渡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奪取長征勝利打下了基礎。

根據遵義會議《決議》精神和新的戰爭形勢的要求，中央軍委對紅軍進行了整編。為什么要整編？一是紅軍從江西出發時，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統治，搞壇壇罐罐大搬家，紅軍撤出中央蘇區時，組成了龐大的后方機關，大批民夫把各種笨重家伙都抬走。比如，兵工廠、造幣廠、被服廠和各種設備，還有醫院大型器械，甚至連印《紅色中華》的印刷機都搬著走，僅中央銀行的挑子就有140多挑。而有的機器底盤就要十來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才抬得動。拖著龐大的運輸隊伍，每遇爬山涉水，通過險崖窄路，一個鐘頭還走不出半里路，加上敵人的圍追堵截，這樣，紅軍行軍作戰，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使戰斗部隊變成了掩護隊，時常處于被動地位，給部隊造成很大傷亡。只有卸掉沉重的包袱，才能使部隊作戰機動靈活。二是在長征途中，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后，紅軍減員很多，部隊需要整編才能適應新的戰爭形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委于2月10日在扎西發布了各軍團縮編的命令。命令指出：“為適應目前戰斗的需要，并充實各連隊的戰斗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便于連續作戰，軍委特決定實行縮編各軍團戰斗單位”。

根據命令，紅軍進行了縮編精簡。各軍團除一軍團外，均取消師一級編制。三萬多紅軍編成了17個團（包括干部團）。一軍團由3個師9個團縮編為兩個師六個團，即第一師和第二師；三軍團減員較多，由3個師編成4個團，取消師一級編制，由軍團直接指揮；五軍團和九軍團各縮編成3個團，由軍團部直接指揮；八軍團并入五軍團。干部層層下放，機關對后勤人員也作了必要的精簡，充實到連隊，進一步增強了部隊的戰斗力。

為了使部隊輕裝前進，在部隊進行整編的同時，決定對影響部隊行軍作戰的物資和輜重，進行清理，凡是兩人都抬不動的東西都堅決丟掉。同時留下一部分紅軍戰士打游擊，開辟根據地。這樣整編精簡后，不僅連隊得到充實，而且提高了連隊的機動性、戰斗力。同時又發動群眾踴躍參加紅軍，擴大了3000多名紅軍，增強了整個紅軍隊伍的戰斗力。正如謝振華同志說的：“扎西整編是紅軍長征中為奪取勝利而進行的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改革?！?/span>

第四，扎西會議決定建立川滇黔游擊隊配合主力行動。

在大河灘會議上通過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中明確指出：“廣泛地開展游擊戰爭是黨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之一”。根據遵義會議的決議精神，在扎西整編時，中央軍委決定，抽調紅軍三軍團六師政委徐策、紅大副校長余澤鴻、八軍團民運部長戴元懷等同志組成川南特委，又在全軍選拔400多人，抽調了國家保衛局五連，以及紅軍留下的一些傷病員，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隊。以后，與敘永特區游擊隊會合，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共1000多人。

在川滇黔邊區建立游擊縱隊的另一個原因是這些地區具備開展游擊戰爭的條件。從政治上看，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區，屬于三不管地區，敵人控制相對薄弱。這些地區，一些民族頭人及地方官吏土豪劣紳殘酷剝削壓迫人民，土匪活動猖獗，官匪串通。這些地區經濟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貧困，容易接受革命道理，對開展革命斗爭有一定基礎；從地理條件上看，這些地區山大林密，地勢險峻，適宜開展游擊戰爭。

川滇黔游擊縱隊建立后，積極開展革命活動，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加入紅軍，建立革命政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在三省邊區27個縣堅持斗爭達兩年之久，牽制了川滇黔敵人，打亂了蔣介石的部署。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圍攻下，游擊縱隊雖然失敗，但游擊隊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分散在各地的游擊隊還堅持了很長時間的斗爭。1936年秋，根據特委的決定，成立了紅軍云南游擊支隊，隊長殷祿才，政委陳華久。這支游擊隊成立后，在特委領導下，在滇東北和川南地區堅持了長期斗爭，直到1947年。殷祿才、陳華久同志被殺害，許多紅軍游擊隊戰士，為人民革命事業流盡了最后一滴血，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

第五，扎西會議實現了戰略方針的轉變，為長征勝利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后紅軍兵分三路向赤水河前進，準備在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由于土城戰斗失利，使紅軍北上渡江的計劃不能實現。因此在聚集扎西的過程中，2月7日，黨中央在大河灘召開了會議，總結了土城戰斗的經驗教訓，決定改變原定渡江計劃，在川滇黔邊境發展。當天19時，軍委在向林、彭、楊、董、李、羅、蔡發出了《軍委關于我軍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指示》中指出：“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黨中央及中央軍委決定我野戰軍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發展?！边@是紅軍在扎西地區制定的新的戰略方針。紅軍按照這個方針，經過扎西整編，使紅軍的戰略方向更加明確，戰斗力大大提高。做到“打得痛快，走得利索”，開創了紅軍長征的新局面。紅軍接著再占遵義，三渡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直逼貴陽。當蔣介石把滇軍孫渡的部隊調出云南時，中央紅軍又急轉西進，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并巧渡金沙江，從而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為長征勝利奠定了基礎。這都是扎西會議實現新的戰略轉變的結果。

（作者系云南省社科聯副主席）

載中共黨史出版社：《光輝的扎西會議》，1997年8月北京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