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張或幾張八仙桌拼成的長桌，桌上擺放著馬燈、茶壺、電話機，四周圍成一圈的條形坐凳，在 扎西會議舊址，會議室里擺放的物件成為中央紅軍長征途中黨中央在威信境內召開扎西會議的“標配”，向后人講述著1935年2月4日至14日，在中央紅軍長征集結威信期間， 5日至10，中共中央邊行軍邊在威信水田寨花房子、大河灘莊子上、扎西鎮江西會館分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扎西會議”。
“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發展和完成，它解決了遵義會議提出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重大問題，作出了一系列事關黨和紅軍生存與發展的重要部署，順利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交接，開始了以負黨中央總責的張天聞和紅軍實際上最高領導毛澤東互相配合，領導全黨全軍的新格局，實現了以遵義會議為標志的偉大歷史轉折。2020年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云南時指出：“扎西會議”改組黨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推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新階段。
86年后，本報記者隨省委宣傳部組織的“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大型采訪活動，再次聆聽紅軍長征在扎西的感人故事，感受扎西會議的精神力量和“紅色扎西·勝利起點”的歷史意義。
遵義會議撥航向，扎西會議正乾坤
1935年2月5日，農歷大年初一，地處滇川黔三省結合部的云南威信縣白雪皚皚，寒意逼人。經過土城戰役的鏖戰，長征中的中央紅軍果斷放棄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計劃，轉兵國民黨兵力相對薄弱的云南威信集結，尋找新的戰機。根據紅軍朱德總司令4日發出“中央軍委縱隊5日應進到水田寨宿營”的命令，一大早，中央縱隊沿4日先頭部隊的行軍路線，從四川古藺縣石廂子出發，經史里、隴杠、壇廠、水潦寨、關口坳等地進入云南威信縣境內水田寨及附近的花房子、芭蕉灣、高坎、樓上一帶宿營。
地處“雞嗚三省”威信水田寨的花房子始建于清末，是當地鄭姓鄉紳的住宅，因其屋門、窗、板壁上雕刻有花草蟲魚鳥等圖案而得名。黃昏時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洛甫（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秦邦憲）、陳云等在花房子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會議首先討論常委分工，“決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二是討論中央蘇區的戰略問題與組織領導問題，研究確定了中央蘇區的軍事路線和組織工作，會后，博古交出象征權力的幾副裝有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中央書記處根據會議決定擬發致項英轉中央分局“萬萬火急”的電文，要求“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和斗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要“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分會”，“決議詳情續告?！?三是討論中央紅軍目前的戰略行動方針。決定在渡江不可能時，“應即決心留川、滇邊境進行戰斗與創造新蘇區” 等。
花房子會議 “常委分工”從組織上保障了肅清“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和紅軍中的危害，是第一代中央領導核心在扎西正式形成，張聞天“負總的責任”，事實上保證了毛澤東同志行使軍事指揮，意義重大。
“2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常委們隨中央軍委縱隊繼續向威信扎西鎮前進，行至大河灘，見王姓鄉紳莊子房大屋寬，周圍山高林密，敵機不容易發現，中共中央政治在此召開有洛甫（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秦邦憲）、陳云、朱德、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何克全）、鄧小平等參加的政治局會議。會議由新任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主持。
大河灘莊子上政治局議會議開了3天，會議一是總結了土城戰役失利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二是決定中央紅軍新的行動方針，三是討論通過了張聞天受遵義會議指定在行軍中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史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是張聞天根據遵義會議精神，依據毛澤東、王稼祥的發言提綱，以自己的“反報告”（即遵義會議上反對博古“左”傾路線錯誤的報告）為基礎，再加上此前政治局會議討論關于戰略方向的改變和提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起草的。
《遵義會議決議》第一次系統地總結并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批判了“左”傾領導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主張。四是決定由毛澤東、張聞天、陳云3人負責到各軍團干部會中傳達《決議》精神，陳云擬定了2000字的傳達提綱，為研究遵義會議留下一份珍貴文獻。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同志后來在《回顧長征》中寫道：“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span>
2月9日，中央紅軍各軍團相繼完成到云南威信扎西集結的戰略意圖，中共中央進駐威信扎西鎮。9日至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扎西鎮江西會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洛甫、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云、朱德、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羅炳輝、蔡樹藩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部分軍團領導人。會議作出：一是“回師東進，二渡赤水，重占遵義”的戰略方針；二是領導全國革命和指揮各路主力紅軍；三是在川滇黔邊區創建新的蘇區根據地，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四是部隊輕裝、縮編、擴紅；五是恢復凱豐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
遵義會議撥航向，扎西會議正乾坤。扎西會議在思想、政治、組織、軍事上實現和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后完成，與遵義會議相銜接，共同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轉折。
婁山大捷開勝局 奇兵四渡妙如神
紅軍集結扎西后，蔣介石命令四周的國民黨軍再次圍攏過來，企圖將紅軍消滅于四川敘永以西、橫江以東、長江以南地區。在面對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師已不可能，在威信附近三省之交的狹小地域內開辟根據地也難以實現，國民黨軍重兵圍堵又步步緊逼的危急時刻，扎西會議采納毛澤東提出乘敵人注意力集中在川南之機，迅速回師東進，再渡赤水，向較空虛的黔北進擊，機動殲敵的建議。
面對瞬息萬變的敵情，為提高部隊的機動作戰能力，中央紅軍通過精簡縮編組成16個團，外加軍委干部團共17個團，2月18日從太平渡、二郎灘等地區突破戰斗力較弱的黔軍防線，架浮橋二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區急進。
紅軍二渡赤水殺的“回馬槍”大出蔣介石意外，他急命川軍郭勛祺等3個旅由扎西附近向東追擊，黔軍則抽調遵義及其附近的部隊向婁山關、桐梓增援，中央軍吳奇偉縱隊由黔西、貴陽地區向遵義開進，企圖阻止并圍殲紅軍于婁山關或遵義以北地區。
婁山關雄踞大婁山巔，位于遵義市北部大婁山山峰之間，主峰海拔1576米，關口海拔1280米，關側懸崖壁立，中間川黔公路七拐八折，地勢極為險要，是貴州“北門鑰匙”，也是由四川入黔北的咽喉，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
2月25日，紅三軍團長彭德懷接到中革軍委“消滅婁山關黔敵奪取遵義”的命令，紅三軍團各部連夜穿插迂回，形成了對婁山關地域之敵的包圍。
在紅軍“正面攻擊、兩翼包抄”的沉重打擊下，黔軍兵敗如山倒，倉皇南逃。紅軍則乘勝追擊，最終于2月28日再占遵義城，殲滅和擊潰了敵軍兩個師以及八個團，俘敵3000人，并繳獲了大批物資裝備。
婁山大捷是遵義會議后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沉重打擊了敵軍氣焰，極大鼓舞了紅軍斗志，毛澤東同志的雄才大略和威望得到實戰的初步檢驗。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毕鯚熚瓷?，毛澤東健步登上婁山關，極目四望，豪情滿懷，即興填詞《憶秦娥·婁山關》，熱情地歌頌紅軍指戰員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英雄氣概，表達了對中國革命前途的必勝信心和決心。
“回師東進，二渡赤水，重占遵義”是紅軍處于極端危急關頭作出的唯一正確的選擇，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國民黨軍圍剿紅軍以來的最大恥辱。蔣介石被打疼了，又指揮大部隊向遵義殺來。
兵鋒直逼貴陽、調出滇軍就是勝利、佯攻昆明、搶渡金沙江……此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 3萬多紅軍健兒三渡、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國民黨軍幾十萬重兵集團的圍剿之間，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調動和迷惑敵人，不斷創造戰機，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人，牢牢地掌握戰場的主動權。
婁山大捷開勝局，奇兵四渡妙如神?！皯鹗侩p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逼昆明。敵人棄甲丟煙槍，我軍乘勝趕路程。調虎離山襲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弊窳x會議和扎西會議召開后，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轉戰川滇黔三省，在危局中以非凡的膽略和智慧指揮了精彩絕倫的經典戰例。
實事求是闖新路，開啟革命新征程
扎西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獨立自主決定自己命運，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范，在實現黨的第一次偉大歷史轉折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事實了，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核心在遵義會議中產生，在扎西會議上實際形成。
實事求是闖新路，開啟革命新征程。學史明理、黨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重溫和學習光輝的扎西會議，給我們啟示很多，概括起來有如下幾點。采訪中，威信縣黨史辦主任余嘉澤說：
一是扎西會議開創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新境界。中國共產黨成長初期的慘痛教訓，深刻地揭示了如果只是僵化地執行共產國際遙遠的指示，就會嚴重背離中國革命的實際，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決策失誤，指揮失當，遭受慘痛失敗。扎西會議的現實意義就在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吸取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進一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轉化為具體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認識到失誤就堅決糾正，面對危機就果斷決策，會議實現了換人換思想，作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國革命實際又事關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決策，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范，在實現黨的第一次偉大歷史轉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歷程。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不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拋頭顱灑熱血振興中華，但都因為沒有正確的科學理論指導迷失方向而歷經挫敗。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最終選擇了用馬克思主義先進思想和理論來拯救國家和民族存亡。事實證明，只會照抄照搬別人的“革命經驗”挽救不了中國革命。黨在歷經磨難過程中逐步認識到，只有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才能真正指導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作為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后完成，扎西會議就是我們黨逐步走向成熟的一個關鍵點。會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典范。從此，中國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中國革命踏上了不斷取得勝利的新征程，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理論——毛澤東思想。
三是開拓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新道路。中國共產黨走過的每一步都無比艱辛，動人心魄、光榮偉大。扎西會議實際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危急時刻，審時度勢分折了當時面臨的形勢，及時作出一系列正確的發展方針和戰略思路，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打開了通往成功的大門，順利開啟了中國革命道路的新篇章。從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帶領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找到了適合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翻開了力挽狂瀾直至奪取長征勝利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勝利的新篇章。
四是開啟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新篇章。以遵義會議、扎西會議為標志的一系列會議的相繼召開，不僅糾正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同時也標志著黨的民主制度開始走上正?；壍?。特別是在扎西會議上，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書記后，及時恢復和發展了黨的民主集中制，集中全黨智慧，團結帶領黨和紅軍一步步沖出危局、實現轉折、走向勝利。今天，中國共產黨又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只有加強和堅持民主集中制建設這一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才能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時期謀新篇、開新局，確保黨和國家的事業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闊步前進。
·紅色記憶·
扎西擴紅3000多人
紅軍在扎西期間，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宣傳抗日救國，并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爭取當地群眾理解、支持紅軍。經過扎西整編后，紅軍擴紅3000多人，還有勞苦大眾參加紅軍川滇黔游擊縱隊及云南支隊。正如當年歌謠《紅軍歌》中所唱：“二月里來到扎西，部隊整編好整齊，發展川南游擊隊，擴大紅軍三千幾?！?/span>
中共川南特委和川滇黔邊游擊縱隊
1935年2月10日，根據扎西會議創建川滇黔邊區根據地的決定，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抽調紅三軍團六師政委徐策、干部團上干隊政委余澤鴻、 紅八軍團民運部長戴元懷、 曾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夏才曦等5人組成中共川南特委，由徐策任書記，特委由中央直接領導。中革軍委抽調國家政治保衛局第五連、一個警衛通訊排、一個運輸排、一個衛生班400多人，600多條槍組成紅軍川南游擊縱隊。
1935年7月， 紅軍黔北游擊隊與縱隊在朱家山會師，更名為“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部隊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主力紅軍北渡金沙江后，特委及縱隊繼續轉戰川滇黔邊區，在川南、滇東北、黔西北、黔北創建和發展了覆蓋川滇黔轄區20余縣的流擊區，兩年內牽制了10萬敵軍，有力地配合了紅一、紅二方面軍長征，勝利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光榮任務，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篇章。
川滇黔區革命根據地的迅速發展，震動了國民黨反動當局，從1935年7月下旬開始，蔣介石急調追擊中央紅軍的部分兵力和川滇黔軍閥部隊，組織血腥的“三省會剿”。1937年1月，縱隊經過連續苦戰，縱隊主要領導相繼犧牲或被捕，1000多名游擊隊員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最終失利。1936年夏，深受紅軍影響的威信郭家墳青年殷祿才率領農民武裝加入游擊縱隊，成立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云南支隊。此后，云南支隊在與上級失支聯系的情況下，堅持斗爭達十二年之久。1947年，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云南支隊在國民黨地方民團和國民黨正規軍數萬敵軍圍剿中，支隊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支隊長殷祿才，政委陳華久和大部分隊員壯烈犧牲。
1986年，張愛萍將軍為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深情地寫下了 “紅軍主力北上，川滇黔邊游游擊戰場，孤軍奮戰，牽制強敵，壯烈犧牲，萬代敬仰”的詩句。
訪談·觀點
遵義會議作出的決定有兩項是在扎西會議上落實并完成的，其一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常委分工，改組了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組成新的中央領導核心，從組織上肅清了“左”傾錯誤路線的危害。其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中央政治局是在扎西會議審議通過《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的，這是關系到能否徹底結束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和紅軍中的危害的根本性問題，為貫徹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組織基礎。同時，扎西會議還對傳達《決議》精神作了安排布置，統一了全黨、全軍的思想，增強了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拓展和最后完成，對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實現黨和紅軍的戰略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核心在遵義會議中產生，在扎西會議上實際形成，“所以說，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拓展和最后完成，與遵義會議相銜接，共同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轉折?！?/span>
——中共昭通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昭通市社科聯副主席翟昭明
扎西會議是一次實事求是謀新局、開新篇的會議，面對重重危機，扎西會議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的一系列符合中國革命實際而又事關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正確決策，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決定黨的命運的先河。特別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果斷地更換黨的領導人，開啟了沒有外來干擾推舉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先河，摧生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吸取正反兩方面的歷史教訓，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在中國共產黨成熟的領導集體領導下，中國革命從扎西會議開始的婁山關大捷為起點到建設現代化國家，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持續鞏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成果并最終創造了輝煌成就。
——中共昭通市委黨校副校長、昭通市社科聯副主席陶永強
紅色扎西·勝利起點。扎西會議徹底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黨和紅軍中的危害，張聞天的任職和周恩來作為軍事最高決策人，這在當時條件下黨的集體意志作出的選擇，保證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在長征史上、中國革命史上，扎西會議都是極其重要的會議，扎西會議在挽救黨、挽救紅軍、挽救革命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中國革命及中國工農紅軍從挫折走向勝利的起點。扎西會議后，盡管復雜的黨內政治斗爭和險惡的軍事危機時刻威脅著黨和紅軍的前途和命運，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中央紅軍長征中的戰斗再也沒有失利過。
——扎西干部學院副院長駱德毅
遵義會議不是一次獨立的會議，隨著研究的深入，黨史界目前有一個趨于統一的認識，遵義會議是一個會議群，遵義會議的形成、召開、完成會議議程、全面貫徹落實會議精神，是由遵義會議前的通道、黎平、猴場三個會議和遵義會議后的扎西、茍壩、會理三個會議共七個會議構成。
遵義會議召開前，從1934年12月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湖南通道縣城召開緊急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會上，毛澤東再次建議放棄原定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改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發，得到大多數與會人員認可，史稱“通道轉兵”。此后，1934年12月18日、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分別在貴州黎平、甕安猴場分別如開政治局會議，史稱“黎平會義”、“猴場會議”，對紅軍的行進路線展開激烈爭論。三次會議事實上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基本結束了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團”的指揮權，為遵義會議召開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別在云南威信扎西、貴州遵義楓香鎮茍壩村、四川涼山州會理縣城郊鐵廠分別召開的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發展和最后完成。
遵義會議上取消了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團”，扎西會議常委分工中明確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討論通過張聞天受遵義會議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從會議程序和組織上完成了遵義會議既定的程序。
1935年3月10至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召集駐茍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茍壩會議上成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新“三人團”，完成了遵義會議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5年5月12日，由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涼山州會理縣城郊鐵廠舉行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朱德、周恩來、張聞天、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毛澤東等，史稱會理會議。會理會議針對當時部隊的思想情緒，討論了渡江后的行動計劃，統一了認識，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堅持了正確的軍事路線，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遵義會議、扎西會議和它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有相似之處，都是會議召開后因特殊原因沒有完成會議內容和議程，會議不得不轉移地點繼續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沿街磚木結構一底一樓舊式石庫門住宅建筑。結束則是在浙江嘉興南湖紅船上。遵義會議召開在貴州遵義，完成議程則是在云南威信扎西。
——扎西干部學院副院長駱德毅
（來源/云南日報社 記者 蔡侯友）
